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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落的台湾文学系所:没有民族主义花园的文化园丁(上)

2020-07-01 访问量:422 分类:P生活书 作者:

失落的台湾文学系所:没有民族主义花园的文化园丁(上)

按照中研院社会学家萧阿勤的看法,民族主义在战后台湾社会的其中一个重要「起源」,可能是1970年代的本省籍文学菁英们,试着透过「台湾文学」历史系谱之建构,从而诱发了社会大众关于「我们台湾人」的身分想像。然而,今昔对照,矛盾的会是,儘管过去对于「台湾文学」的关注催产了本土意识的萌芽,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当前高等教育里的「台湾文学」建制(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各公私立大学的「台湾文学系所」),恐怕我们见证的并非「本土化」的成功,反而是当前台湾民族主义的危机──而那些怀抱理想与热情,选择「台湾文学」为专业的青年学生们,将会是某种未竟全功的「本土化」的最大牺牲。

为什幺这里说成立已有十多年,在全台湾各大学内数量将近二十个的「台湾文学系、所」,是本土化的「危机」而非「成果」呢?也许这个问题,可以由去年台文学界所盛大举办的「台湾文学大会师」活动说起。这场「台文大会师」,是全国台文系所的联合营队,目的在于吸引大学毕业青年报考台湾文学研究所。这样的营队看似再也寻常不过,然而,学术界举办营队的真实动机却是,北部某间数一数二名校(数一数二的意思是说由升学主义所认定)的台湾文学研究所,去年的招生状况居然……博士班报考人数0人!同时在整个台湾文学学术界,这几年来也陷入了类似的招生缺额的困境。因此,正是由于台文学界共同感受到此一缺乏新血的危机,才有了这场盛大的招生嘉年华「会师」。

无论「台湾文学大会师」是否是一次成功的「营队活动」,重点恐怕在于,「招生不足」的困境,是台湾文学学界必须严肃对待的现象。真要说起来,对近十年来的台湾青年而言,从野草莓到太阳花,台湾国家认同的情感毫无疑问持续而明显地在年轻世代中继续升温,可是,理应作为民族主义重要底蕴的「台湾文学」,却没有随着政治气氛的转变,而成为某种「热门科系」,情况反而是,该系所的报考人数每况愈下。这中间到底出了甚幺问题?

其实原因无他,自然就是因为,台文系的毕业生,往往同时在知识版图与就业市场之中,缺乏适当的「定位」。从内部来说,「文学学科」本身不如哲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所能够激发的高度知性能量,更能吸引有才智有热情的年轻人愿意不计功利地投入;从外部而言,则是高教就业市场的快速恶化,更让文学青年失去了继续在学术体制中深造的动力。如果把台文系所与其他文科相比,中文系最少还能无缝接轨成为「中学国文教师」;而外文系凭藉优异的外语能力,在我们这个名为全球化实为美国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,就算说不上前程似锦、也算是海阔天空。

失落的台湾文学系所:没有民族主义花园的文化园丁(上)

图说:台湾文学馆正门。

相较之下,念了「台湾文学」,然后呢?台文系的毕业生,论专精语言的市场价格不如中文外文、论编辑出版或新闻写作的功力则不如大众传播学门、论理论的深刻或是社会参与的老练更是不如社会科学诸科系……扣除那些有幸挤入学术窄门,或是郁郁不得志在系办公室里当着约聘助教的为数极少特例,对于台文系毕业生而言,似乎拿的是一张,由理想背书、却在现实处处碰壁的台湾文学证书。

说起来,台湾如果渴望自身成熟为一个健康成熟的民族国家,除了政治面的解殖民、去威权,在文化、历史、语言等等「软体」方面,也必须下足功夫去深化与创造,才能成就「台湾民族」更深刻的自主与强大。作为与文化息息相关的「台湾文学系所」,难道不是应该积极负担这一责任吗?由「台湾文学系所」所训练的文学青年,难道不是潜在地被期许投入长程而根基的文化工程吗?然而不幸的是,对于文学青年来说,他们求职碰壁、缺乏有尊严的位置、找不到一个能发挥专长的社会角色……

就我看来,台文系所的上述「困境」,也许来自台湾社会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两条歧路:首先,在本土政党执政的八年中,并没有真正地让「本土文化」取得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优位性。我们可以看到,2000年后台湾文学系所的大量设立,并没有对应于教育现场的本土文化师资的需求。儘管课程内容聊备一格的安插了母语、台湾史、台湾文学等等内容,然而,台湾文学系所的学生,其实并没有正式进入中学师资的管道,新一代的国文教师名额仍然是完全垄断于传统中文系的手上。比较过去同样作为「国族意识形态教育」的中文系,国家其实是透过「中文系→中学国文老师」这样的供应链,来使得中文系毕业生达到最低供需平衡。

然而,在本土政党握有政权的时期,儘管尝试安插少量的「本土教材」进入教育内容,但是,却完全没有试图改变「教学现场」上劳动力的悬殊:「台文系所」出于政治正确而被大量设立,但国家却没有设想这些新培育的人文劳动力之出路。换句话说,当本土政权没有在国文教育体系里面安置本土文化专业人员的时候,这些理应朝向民族文化,但却没办法在中学里生存的「台文系毕业生」,它们就成了没有消费者的产品──既然国家不打算雇用这些準民族主义的园丁,那这些被培育用来从事民族文化深耕的专业人员,也就失去了未来、失去了战场,故而只能带着「我懂台湾文学」这一没有产业的技能投身茫茫职场。

而第二个根源则是,儘管,本土政党试着在教育与文化施政中提出某种「本土化」路线,但是,这种「本土」的符号,并不完全面向人民大众,而仍旧是被菁英阶级所寡占的。我们可以看到,国文教育体系出于政治正确而百般不情愿的纳入的「台湾文学」,其实仍是某种「菁英文化」。不管是连横的〈台湾通史〉,还是余光中的〈听听那冷雨〉,这类「本土选文」仍然有着强烈的阶级性格──无论古文或是美文,那是属于上流社会的文化资本印记、或是在升学考试中足以帮助阶级複製的高度技术性语言。

这也就是说,在本土政党理应格外珍惜的、出于历史偶然才提前获得的八年执政时光当中,教育内容的本土化,仍是一种「菁英的本土」:我们要台湾本位,于是,我们就找了「台湾的精緻与古典」,来取代早前党国教育里,「中国的精緻与古典」。仔细想想,在国文教育理的这种「本土」(台湾旧诗人的汉文、台湾散文家的纯文学),其实有高度排他性,它排斥了多数对于美学没有迫切需要的一般人民,忽视了劳动大众真正需要的,不会是典雅文体的鉴赏吟咏,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,应用文写作、媒体识读、口语表达,甚至是由语文教育于所进一步提供的推理或是组织思考的能力(那是因为我们的系统中完全没有哲学教育!)。

所以,当我们检视「本土化后」的国文教育,就会发现,儘管大中国主义多少被修正了(虽然老实说修正的幅度很少),但是国文教育中的阶级偏好却依旧毫髮无伤。这能不能说是教育与文化里真正的「本土转向」呢?我想,轻忽人民大众、偏好上层阶级的「文学教育」,恐怕仍离进步的本土意识有一段距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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